一、“文化大革命”的發(fā)動和全面內亂

    1966年，正當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zhí)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批判運動逐漸發(fā)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

    毛澤東發(fā)動這場“大革命”的出發(fā)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尋求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fā)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xiàn)實危險；過去幾年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批判，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采取斷然措施，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被“走資派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fā)動“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導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的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是引發(fā)“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這篇文章的寫作和發(fā)表是江青秘密策劃的。文章點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實際上涉及中央領導層在許多重大政策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文章發(fā)表后，《人民日報》和北京各報在十多天內沒有轉載。北京市被批評為“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這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嚴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圍迅速擴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開會，起草《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后被稱為“二月提綱”)，試圖對學術批判中已經出現(xiàn)的“左”的傾向加以適當約束。這個提綱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并向在武漢的毛澤東匯報后，于2月12日轉發(fā)全黨。

    就在“二月提綱”擬定的同時，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的《紀要》，認定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這種嚴重的政治責難不僅是對著文藝界，而且對著一些中央領導人。

    與批判《海瑞罷官》大體同時，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遭到誣陷，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加以“篡軍反黨”等罪名，遭到軟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傳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責為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長陸定一被停止工作。

    為了在全國發(fā)動“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議于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對“二月提綱”進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xiàn)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判斷，是把階級斗爭錯誤地擴大到黨的最高領導層甚至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的重要根據。會議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進行批判，決定停止他們的領導職務。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大肆散布黨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的謊言，竭力鼓吹個人崇拜。會議決定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小組，成立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小組)，使之實際上成為不受中央政治局約束的、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指揮機構。此后，“文化大革命”異常迅猛地發(fā)動起來。

    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在很短的時間里，由學生成立的“紅衛(wèi)兵”組織蜂擁而起，到處揪斗學校領導和教師，一些黨政機關受到沖擊。這場運動很快從黨內推向社會，社會動亂開始出現(xiàn)。

    黨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主持下作出決定，派工作組到大、中學校協(xié)助領導運動，力圖使局勢穩(wěn)定下來。各地工作組在領導運動的過程中，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卻加劇了同造反派的對立。在如何對待運動的問題上，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同中央文革小組之間的分歧日趨尖銳。工作組被指責為“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中央決定撤銷工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