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布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yè)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yè)者中區(qū)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各省、市、自治區(qū)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guī)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后形成的指導和規(guī)范執(zhí)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云的意見。他說:“執(zhí)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xiàn)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xiàn)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yōu)良的傳統(tǒng)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fā)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xiàn)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xiàn)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于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辟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wěn)地實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