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區(qū)、鄉(xiāng)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xiāng)、區(qū)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zhí)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zhí)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于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fā)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眾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為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為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機關。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zhí)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群眾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斗爭不堅決，到處發(fā)現。委員會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qū)鄉(xiāng)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wèi)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xiāng)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著要干。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鉆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斗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后，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fā)現了。

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里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后黨要執(zhí)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zhí)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斗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后，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斗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為重新建黨時期，五月以后為大發(fā)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fā)現：一部分黨員無斗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卻又流于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斗爭鍛煉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zhàn)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斗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yè)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qū)界、鄉(xiāng)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qū)乃至各鄉(xiāng)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fā)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斗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fā)生很激烈的斗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图碱I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qū)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為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斗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fā)生無謂的斗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并出布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征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qū)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qū)黨的組織大半塌臺。九月以后，厲行洗黨，對于黨員成分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為減少，戰(zhàn)斗力反而增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后，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qū)，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占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里難于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尚不多見。

黨的領導機關：支部干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為區(qū)委，區(qū)委上為縣委。區(qū)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qū)委的，如永新的北鄉(xiāng)特區(qū)及東南特區(qū)。邊區(qū)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為特別區(qū)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游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wèi)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月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于以龍溪十二洞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為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人，毛澤東為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干、盤圓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為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為常委，譚震林(工人)為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為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25〕，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zhèn)的職工運動外，并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分。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定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xiāng)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zhàn)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后，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哪一軍都要硬仗，沒有什么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斗爭的發(fā)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zhí)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zhí)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于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后，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xiāng)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zhèn)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wèi)團〔26〕在黃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么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wèi)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fā)布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yè)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fā)展暴動，是一種特征。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qū)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qū)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xiāng)、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群眾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chuàng)造了富有斗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么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于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fā)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wèi)隊保衛(wèi)邊界，并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zhí)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后，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xiāng)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于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zhàn)于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卷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xiāng)，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游擊部隊。因豪紳間戰(zhàn)爭未起，湘邊酃縣、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著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huán)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余團之多。但若我們于現金問題能繼續(xù)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借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為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wèi)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群眾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tài)，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fā)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為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群眾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斗爭。利用正確的戰(zhàn)術，不戰(zhàn)則已，戰(zhàn)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群眾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卷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zhàn)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yè)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卻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群眾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并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為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chuàng)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